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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步读史原则

(2010-10-27 23:45:5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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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谈

分类: 《真秦始皇》

自《真秦始皇》出版,引起不少朋友还有网友的误解,以为我对《史记》的真实性持完全否定态度,因而也招来许多武断地批评,其实我对《史记》的真实性是有自己的原则的,也就是所谓的“程步读史原则”。概括起来有三条:

一,采信记载时间、地点、事件的文字,摒弃文学描写、心理描写和形容词。

二,谨慎对待人物对话:君王任何场合的说话,予以采信;公众人物之间、公众人物与百姓之间公开场合的对话,区别采信;公众人物隐秘场合的对话、百姓公开场合和隐秘场合的对话,不予采信。

三,研究史书上有的事情,还要特别留心研究史书上无的事情。

 

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读史原则,则源于读《史记》,以及对秦始皇的重新认识。

秦始皇是 暴君吗?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不下20个人,回答无一例外而且毫不犹豫:秦始皇是暴君。

在我询问的这些人中,没有读过历史书的人态度最坚决。而读过一些历史书的人,会有少数人在肯定了暴君之后,加上一个“不过”:不过,秦始皇统一中国,统一文字和度量衡,还是有贡献的。

我去读学者们的著作,虽然学者们的答案比较长,答案也都言之有据,结果却基本一致:贬秦始皇的,不仅认定其是暴君,还兼有毁灭文化、毁灭人性的罪名;肯定秦始皇的,认为其统一中国,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,功大于过,但由于历史的局限,其焚书坑儒,严刑峻法,虽有必要,但仍然是暴君无疑。

我又向这些人询问秦始皇之前或之后的君王,中国的外国的,答案则不那么一致了。能够比较一致地被戴上暴君桂冠的,鲜有。

为什么没有读过历史书,甚至不识字的乡里农夫,都坚定地认为,秦始皇是暴君?这个理念是怎么深深植入他们的脑海?就我自己来说,最早始于一个传说,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。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的小学生课本里有一篇这样的课文。老师生动地讲解,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,秦始皇暴君的印象,就这样深深地,一代又一代地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。这些孩子,有许多人长大了并不会从事历史研究,因而也就不会进一步深究事情的真伪。他们不但自己这样认为,也会在给自己孩子讲故事的时候,把这个故事,连带对秦始皇的憎恶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。

然而,孟姜女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,跟秦始皇毫无关系。如果深究源头,其故事内容不但不是在鞭笞,反而是在褒奖秦始皇。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。

孟姜女的传说始于秦始皇出生前300

孟姜女哭夫的传说,其故事的源头来自《左传》齐国将军杞梁战死的事件。这个时候,故事的主人公不叫孟姜女,而被称为杞梁妻。

公元前550年,诸侯间征战不断。齐庄公为报6年前平阳城战败的一箭之仇,亲率大军从山东出发去偷袭远在河北、山西的晋国,将军杞梁为前军先锋。由于走漏了消息,晋国早有防备,齐庄公无奈只好撤军。

心有不甘的齐庄公在回军途中,希望在莒国捞点好处挽回颜面,就命令杞梁率军去偷袭莒国。不想战事不利,将军杞梁阵亡。

齐军返国后,齐庄公在齐国都城临淄郊外见到来迎接丈夫的杞梁妻,为了不再兴师动众,张扬败军之事,齐庄公想就地祭吊杞梁,不想杞梁妻反对。她向齐庄公力争道:如果杞梁有罪,则不必祭吊,如果无罪,他有家室,不能接受在郊外祭吊。齐庄公无奈,只好亲赴杞梁家祭吊。

这是最初的史书记载。在这个故事里,既没有杞梁妻哭夫,也没有长城,如果用几个字概括,应该叫“杞梁妻与齐君争礼”比较贴切。

200年后战国中期的《礼记,檀弓》中,曾子也提到此事,不过内容已经有所发展,增加了杞梁妻见到杞梁的棺材,在路边哀哭的情节。

这个时候,“杞梁妻与齐君争礼”演变成“杞梁妻哭夫”。而这时候秦始皇还没出生,事发地点离秦国也相距一千多公里。

秦始皇死后200年,哭夫哭倒齐国城墙

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。又过了200年,到了西汉后期,这个故事第一次出现了墙倒的情节。主人公还是杞梁之妻,哭泣不仅仅是悲伤,还加入了怨恨的成分,怨恨当时的战争和因此造成的伤亡,并哭出了结果:城墙倒塌。

第一个提到墙倒情节的是西汉文学家刘向,他在其《说苑,立节篇》中写道:杞梁战死后,他的妻子悲伤地面墙而哭,墙为之倒塌。后来他在《烈女传》中又进一步演绎道:齐庄公偷袭莒国,杞梁战死,其妻无子,于是在城边枕着丈夫的尸体痛哭,过路者无不为之酸鼻。哭了十日,城墙为之崩塌。杞梁妻因为无亲可投,于是投淄水而死。

故事演绎到这里,还是跟秦始皇不沾边。如果给这时候的“杞梁妻哭夫”取一个贴切的名字,大约应该叫“杞梁妻哭倒齐国城墙”。如果把这个故事原封不动地搬来,放进跟秦始皇有关的文字中,无疑是在褒奖秦始皇。因为秦始皇消灭诸侯,实行郡县,消灭了诸侯间无休止战争的根源。齐国不用去攻打其他国家,许许多多的杞梁也就不会战死了。

又过800年,杞梁妻改怨秦始皇

又过了大约800年,到了唐代末年,诗僧贯休题为《杞梁妻》的一首诗,把这个早于秦始皇300年,发生在齐国的故事,硬生生地嫁接到秦始皇的头上,嫁接到长城上。

诗的大致意思是:秦朝无道啊四海枯竭,修筑长城啊抵挡匈奴。人土混埋筑起长城一万里,筑城而死的杞梁妻子,贞节不二伤心痛哭。她上无父亲又失丈夫,下无子女伶仃孤苦。她一阵痛哭使长城倒塌塞外天地变色,再一次痛哭她的丈夫杞梁的尸骨便从倒塌的城墙泥土中现出。

诗很烂,不过却凑齐了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所有情节。战死的将军杞梁变成了筑城的民工;哭倒的齐国城墙变成了秦始皇的万里长城;官宦之家的贵族夫人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苦民女。唯一不同的是:哭倒万里长城的还是杞梁妻,而不叫孟姜女。这之后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演绎,杞梁妻才变成孟姜女,其真实的故事反而不为人知了。

如今的山东淄博、河北秦皇岛、江苏苏州、湖南津市、陕西铜川都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历史遗迹。不过很显然都跟秦始皇没有关系,距离秦始皇修建的秦长城少则几百公里,多则上千公里,风马牛不及也。然而,这些遗迹却在无形中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秦始皇是暴君的错误理念,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对秦始皇的仇恨。

童年印象的改变,并没有动摇我对秦始皇暴君的认识。大学时期第一次研读《史记》,反而加深了我对秦始皇的憎恶。

一读《史记》,“焚书坑儒”得罪天下识字人

《史记,秦始皇本纪》中“始皇置酒咸阳宫,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的段落,是大学古代汉语的必读。焚书,这已经是烧了读书人的命根子,还要坑儒,对于手无寸铁,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,竟然采取活埋的残暴手段,是可忍,孰不可忍!

对孟姜女传说的否定,抵挡不住《史记》白纸黑字的真切记录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也自然地遵循这样的逻辑习惯:

如果秦始皇不是干尽了坏事,后人为什么要诋毁他?

如果他不是残酷地奴役人民,如果修长城没有造成许多人死亡,远在唐朝的诗僧贯休干吗要将齐国的事件移花接木到他的头上?

如果他的统治不是暴政,怎么会在人民的反对中迅速崩溃?

后来我还写过一个剧本,名叫《李斯》,因为李斯是焚书坑儒的积极倡导者、执行者,最后又得了个腰斩的悲惨下场,所以用他鞭笞焚书坑儒,既贴切,又有说服力,还很解气。剧本的开头我引用了那首著名的诗篇:“竹帛烟消帝业虚,关河空锁祖龙居,坑灰未冷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。”

历史其实是掌握在文化人手里的,尤其是那些有话语权著书立说的文化人。秦始皇焚书坑儒,得罪了所有文人,后世文人兔死狐悲,我辈亦然也。

二读《史记》,疑窦丛生

我对秦始皇暴君说产生疑问,是在我第二次读《史记》之后。这个时候我大学毕业,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。闲暇无事,手里又有点钱了,奢侈一次,买了套《史记》从头细品,这一次,童年形成,青年坚固的想法,发生了动摇。一些过去忽略的史实被注意到了。

春秋战国时期人命如草芥,诸侯间战争不断,人命生死无常,朝不保夕。从历史记载上我们可以看到,不但君王、将军随意杀人,就连臣子、百姓也不拿自己的性命当回事。臣子为君王殉葬,父亲送女儿陪死;一场战争,杀死数十万人家常便饭;君王一怒,所有大臣满门抄斩也时有发生。比秦始皇残暴的君王比比皆是。

大臣给君王陪葬。

秦穆公是秦国有名的贤明君主。他曾经用五张黑羊皮换回了奴隶身份的百里傒,并不拘一格把他提拔为秦国的宰相,让他治理国家,从而使秦国称霸西戎。然而,公元前621秦穆公去世,有177人陪葬,其中包括奄息、仲行、鍼虎三位秦国的良臣。

父亲让女儿殉葬。

楚灵王因为内乱逃到山中,百姓没有人敢收留他。芋园管理官员申无宇的儿子申亥说:我父亲曾经两次触犯王命,楚王都没有杀他,这个恩惠是多么大呀。于是四处寻找楚灵王,终于在禧泽看到楚灵王饿倒在地上。于是申亥把楚灵王扶回家。五月葵丑日,楚灵王死在申亥家中,申亥安葬了楚灵王,并且让两个女儿为楚灵王陪葬。

君王随意诛杀大臣。

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,吴起在魏国担任将军的时候,不仅替魏国开疆扩土,还打得秦国不敢向东发展。后来魏国国君受人挑拨,疏远吴起,吴起怕受到诛杀,就从魏国逃到楚国。

吴起到楚国后,受到楚悼王的重用。吴起在楚国实行变革,削减贵族的利益用以加强军队,因此引起王公大臣的不满。等楚悼公一死,痛恨吴起的王公大臣们就联合起来攻打吴起。吴起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,伏在悼王的尸体上,攻打吴起的人用箭射死了吴起。

等到把楚悼王安葬停当后,新继位的太子就下令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,全部处死,由于射杀吴起而被灭族的有70多位王公大臣和他们的三族家人。

二读《史记》的时候,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,已经不再是书斋里风花雪月,吃肉反对杀猪的浪漫文人。这个时期,我的思想上进入了一个矛盾期,理智上认为,在秦国建国初期那样的混乱局面下,秦始皇实行严厉举措应该,有必要,有些事情是被后人夸大了;而情感上则还是认为,其做法太过严厉,其为人刻薄少恩,其性格多疑而暴虐,其行事太独断专行。

三读《史记》,惊人发现颠倒乾坤

又过了十年,我又有时间再读《史记》,没想到这次阅读,一个惊人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对秦始皇的判断。

在这次阅读中,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在《史记》的文字中,凡是历史事件对秦始皇有褒扬作用时,司马迁立刻就会有一段文字紧随其后,来抵消这种褒扬,甚至巧妙地将读者引向反面。这紧随其后的文字,有的是几个字的心理描写,有的是不知道对谁说的一段话,我把它们称为“小零碎”。

零碎虽小,作用却巨大。

发现这些小零碎得益于这十年的工作和写作。在这十年间,我改行到了电视台,主业是拍摄纪录片,闲暇时也写点小说。写小说的时候我们都会耍点小手段,用以褒贬我们想要褒贬的人物。

比如,一个帅哥正和一个美女约会,这时候过来一个乞丐,伸手向小伙子要钱,小伙子掏出十块钱递过去,乞丐拿了钱点头道谢,离开。

这是事情的客观过程,读者看了这段文字,或者干脆就在现场目睹了这个过程,我们会怎么想?在我们心中,这个小伙子是个什么的样人?

一种可能:这小伙子挺有同情心的,是个不错的人。

另一种可能:这小伙子好面子,不愿意在女孩儿面前丢脸,也还是个不错的人。

这是事情本来的样子在读者和观者心里产生的正确印象。

如果我们要贬损这个小伙子,很容易,只需在乞丐接过钱道谢走开之后写道,“小伙子在心里狠狠地说:‘讨厌,让你拿这钱买个包子,一口噎死你!’”

寥寥几个字,小伙子立刻成了令人讨厌的,心理阴暗恶毒的伪君子。

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,再把《史记》一页页仔细读下来,恍然大悟:原来我们心目中对于秦始皇恶劣的印象,竟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些无中生有的零碎。

比如,人物的心理描写。

史书里怎么可以有心理描写?司马迁不是死人肚子里的蛔虫;

比如十分隐秘的,不可能有第三者在场的,要被杀头的私下对话。

司马迁用这些只有在小说中才应该采用的手法,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我们思想,安排着我们的好恶。

令人惊讶的是,后人对这些零碎竟然深信不疑,甚至津津乐道。有很多这样的零碎,被后人,被后来的大学者当作历史事实,当作精彩段落,反复引用,又以此为依据,进一步演绎出更加耸人听闻的形容、描述和结论。

就是这些零碎、形容、描述、结论,一代又一代,一点又一点在后人心中积累起不可动摇的“秦始皇是暴君、秦帝国是暴政”的荒谬结论。

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,原来是秦始皇的臣子,后来造反夺了秦始皇的江山。汉要合法,秦就要无道,这是政治的需要。因此,在汉代的各种文字中,便充满着对秦无道的批评(注意,仅仅是批评,而缺乏实际的事实)。这些文字,尤其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流传下来,便给了后人“秦真的无道”的错误认识。

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。顾先生以为,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代历史,经过了历代不断地改造重写,已经不是原来的历史真实了,历朝历代都添加了自己的东西。要了解真实的古代史,必须清理历代的添加,复原古代的真相。

早年有一种文体,名叫报告文学,很是红火了一段时间。

报告文学事是真的,人是真的,作者也都亲临采访,这就是所谓报告;但是说故事的时候就要文学一下,添油加醋,妙笔生花,这就是文学。两者结合,就成了报告文学。然而几年之后,报告文学却销声匿迹了,没人写也没人看了,为什么?

表面的原因是报告文学中涉及的人告状跟作者打官司,而且结果总是作者败诉。为什么呢?因为你妙笔生花的部分属于胡编乱造,不符合事情的真实,人家打官司告你,自然是你作者败诉。

报告文学衰落的深层次的原因,是读者对真实性认识的觉醒。

过去我们相信一切写在纸上的东西。那时候人们老说,没错,那是书里写的,那是报上讲的,那意思就是书里写的报上讲的就一定是真的,不会有错。

慢慢地我们学会了区分文体,学会了甄别文字中哪些是作者的想象发挥,哪些是事件的真实记录。

读者关于真实性的觉醒,使人们开始挑剔写在纸上的文字。

你可以客观地叙述事件的过程,如写新闻报道,但你不能添油加醋写谁说了什么,更不能写谁心里怎么想的,如写小说。你不可能像观众看电影那样,在事件发生的时候,清楚地听到并记录下人物的对话,你就是这么写了我也不信,我也不爱看。所以报告文学衰落。

关于真实性的觉醒甚至扩展到广播电视的录音录像。

十年前我们坚定地认为,电视纪录片是完全真实的,因为你亲眼看见了摄像机拍摄下来人的一举一动,以及他所说的话,这还有假吗?现在我们知道了,他即使不是百分之百,也一定有百分之几是在电视摄像机前表演。这也是为什么电视纪录片红火了十年之后衰落的原因。

关于这方面的问题,我在另一本名为《学门儿拍片子的手艺》的书中有详细的阐述。

纵观《史记》的文字,司马迁实际上是在拿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历史,拿历史事件在写报告文学。

而在写历史的时候,其对材料的掌握却远不如现在的报告文学作者。写报告文学的作者一般都要采访当事人,有的甚至是事件的亲历者。可是司马迁显然不可能采访历史事件的有关当事人,也不可能亲历那些历史事件。

因此,我们在读《史记》的时候,应该区别其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学创作的不同,当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评价时,采信其历史事件,而掘弃其文学创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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